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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理论与盈余质量

发布时间:2019-02-06 15:42

[]公司治理理论指导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和安排。笔者认为,中国会计盈余质量低的原因在于现有公司治理理论的定位偏差。利益相关者理论应该用于指导公司治理,进一步提高会计盈余的质量。

[关键词]公司治理理论;会计盈余质量;利益相关者

、简介

公司治理和会计盈余质量一直是许多学者广泛研究的主题。从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趋同观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计盈余的质量。目前,会计盈余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

从定义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结构研究了各国经济中的公司制度安排问题。这种制度安排狭义地指的是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投资者(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和控制权的分配;广义上可以理解为组织的组织、控制机制、所有利益分配法则、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不仅定义了企业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还定义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梁能等,2000)。公司治理结构不是一种通用的制度安排。它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结构模型,如英美模型和德日模型。针对不同公司,可能存在不同的合同组合。

但是,公司治理结构是以理论为指导,即公司治理理论指导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和安排。每家公司的治理结构可能差异很大,但理论相对集中。即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结构→会计盈余质量。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导致中国会计盈余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现有的公司治理理论过分强调了对股东利益的保护。

、公司治理理论概述

人们普遍认为,公司治理理论包括两个代表性的观点:一个是“股东优先”的传统理论,另一个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仅限于从技术层面理解企业,即企业被视为资本所有者的企业。企业的目的是最大化股东价值,因此资本就业劳动力是最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杨瑞龙,2002)。

利益相关者理论突破了“股东至上”的逻辑,强调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一系列契约。作为向企业投入特定资产的每个财产所有者,他们的地位是相同的。因为对“营业盈余”的贡献不仅是股东投入的实物资产,也是经营者投入的专业人力资东森游戏平台产。、债权人和政府投入的资产投资于企业的专有资产。根据缴费收入原则,他们都有权参与公司的剩余收益分配和股权控制。由于公司治理理论指导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和安排,理论观点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和影响。

三个、中“股东至上”理论的分析框架与问题

从“股东优先”的逻辑来看,“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是指保护股东利益”(Tirole,2001)。通过对委托 - 代理框架的分析,股东扮演着委托人的角色。他们实施各种措施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委托 - 代理问题,从而减少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目的。 “这些措施可归纳为三个报告系统、激励系统、监督系统”。 “报告制度、激励制度和监督制度应从理论上解决或至少缓解因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 - 代理问题。但要使这一机制有效运作,它与审计活动密不可分“(徐正丹等,2002),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必须足以降低监督成本。

笔者认为,中国的公司治理理论是“股东第一”。如我国第1条《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所述,“上市公司应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充分行使其权利”。而且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脱钩而形成的,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中国在上市公司成立时将国有股份分为、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 ,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自由流通。导致股权分割和凝固。虽然上市公司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但短期内很难改变国有股的现状。股东至上的理论取向和单一股份的现状限制了上市公司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分析如下

(1)由于法律强调保护股东利益,垄断决定控股股东具有公司的决策权,导致其他利益相关者侵害控股股东。

中国《公司法》第43条规定“股东大会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由于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所有重大事项,包括选举董事和监事、,在一大股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控股股东间接拥有公司的决策权。根据胡银银完成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卷调查,平均而言,主要股东的董事人数已超过董事会席位的50%,公司的管理人员基本上来自最大股东。因此,在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和经理人更能代表控股股东的利益。这表明,在中国现阶段,公司的主要代理问题不是Bailey、 Means(1932)提出的经理控制命题,而是大股东对其他弱势群体的侵犯。董秀良和薛凤辉(2003)也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问题是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控股股东与其最终委托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是成本仍然是表现。上市公司和少数股东被“掠夺”,以控股股东单位寻求私人控制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理解违反大股东、违规担保和中国证券市场频繁发生的虚假关联交易。

(2)由于公司治理的核心代理问题不同,原始委托 - 代理分析框架无效

1.从会计报告制度的角度来看,会计报告制度的作用是股东可以利用它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判断经营人员是否履行信托义务提供依据。同时,管理者使用它来反映履行过程和信托义务的结果。因此,会计报告是股东与经理之间履行合同的证明。显然,这是让股东和经理人处于对角线的观点。事实上,控股股东决定任命经理人,因此两者的主要利益是相同的。这也客观地为主要股东和管理者提供了一个与少数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勾结的机会。

2.管理人员的激励措施包括物质激励和声誉激励。由于控股股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理人的任命,因此人事任命和解雇的激励措施使管理人员能够依附于控股股东。

3.从审计角度来看,在这个阶段,管理层和董事是相互排斥的。管理层(董事会)确定审计师的任命权,这决定了审计师无法纠正主要股东的剥夺。

公司治理理论与盈余质量

(3)最大化股东价值难以保证

上述股东代表股东的最大价值,但在现有的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目标和利益并不完全一致,难以协调;特别是在发行新股发行价格、公司决策权,中小股东处于剥夺地位时,根本不可能最大化股东价值。

因此,笔者认为,现有会计盈余质量低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公司理论在实践中滞后,导致“股东至上”逻辑下的会计审计框架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寻求新的理论支持才能真正解决会计信息质量问题。问题。

四个、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解决会计盈余质量问题的关键

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到了中国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崔志远,1996;杨瑞龙,周业安,1998,2001,2002;李新和,2004)。其中,杨瑞龙和周业安两位学者积极倡导在中国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下实施“共同治理结构”,而不是单边治理结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确保每个财产所有者有机会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平等地参与企业所有权的分配,同时依靠相互监督机制来平衡每个财产的行为。产权拥有者。这些系统包括企业内部的外部法律制度和制度安排。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放松管制和收购浪潮导致人们怀疑“股东优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导致美国许多州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修改公司法,寻求管理者作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崔志远,1996)。

公司治理理论与盈余质量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我们也应该改变“股东至上”的逻辑。法律规定,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是保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限制控股股东剥夺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违规行为。正如杨瑞龙和周业安(2001)所指出的那样,“片面强调维持和增加国有资产的价值只会增加内部交易成本和合同网络的不确定性。”“政府的起点不是为了维护一方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谈判过程本身。 ”。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进一步实施《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近年来颁布了相关法律,如《关于加东森游戏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这些制度将进一步完善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对经理人的激励。由于企业是利益相关者达成的一套合同,只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法律和企业制度的保护,因此利益相关者可以将更多专业资本投入到企业中,从而在这种长期合作中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应进一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受立法概念的影响。

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指导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会计盈余质量方面具有以下作用。

(1)限制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的权力,防止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

如上所述,中国突出的代理问题是控股股东侵害利益相关者。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指导下,制度安排应进一步限制控股股东的权力,从而避免上市股东侵害控股股东,减少大股东账户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2)赋予每个业主平等的权利,并确保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通过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可以保证他们能够在、董事会和监事会上获得发言权,从而使每个业主都有权力和动力来监督控股股东和经理。从不同角度实施交叉监管,提高监管效率。(3)实现监督过程和结果的结合

严大悟和李勇(2002)认为,会计师事务所所反映的企业财务状况的业绩和现金流量的“结果”是关注的,而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并不重视,定位和单位领导价值的意愿在该实施例中,反映最终“结果”状态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将不可避免地大大降低。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由于相关主体处于动态变化中,新增或即将退出的利益相关者将始终关注会计信息的产生和结果,从而使监督过程和结果得以统一。实现对整个过程的监督。

总之,笔者认为传统理论所遵循的“股东至上”逻辑受到现实的挑战,公司治理结构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可以更好地提高会计盈余质量。

[主要参考]

[1]梁能。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经验。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阎达五,李勇。找到管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切入点。财务与会计,2002,(5)8-10。

[3]杨瑞龙,周妍。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第1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29-132。

[4]徐正丹,谢蓉,朱罗根。审计研究的前沿。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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